2010年7月9日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了刘健的文章———《现在高校还能容下 “怪教授”吗？》（下称“刘文”）。文章发表后，立刻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随后，国内许多家报刊杂志予以转载。文章以新颖的视角向读者诠释了我校陶愚川、庄上峰、包备五和李毅夫四位教授的另类人生，让人读来耳目一新，感慨良多。
　　我与这四位先生均有接触，也曾经走近过他们的生活（注：本段内容摘自拙文《我所认识的“怪教授”陶愚川先生》，《齐鲁晚报》2012/4/23）。在此，我想介绍一下我所认识的“怪教授”庄上峰先生.
　　庄上峰先生1909年2月生于山东省莒县大店村。其父庄陔兰是清末翰林，曾任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的塾师。1946年病逝，葬于曲阜孔林，其墓犹存，为孔林唯一外姓墓葬，可见孔德成重教尊师之谊。
　　庄先生1930年夏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，同年任国立青岛大学注册部主任。1945年2月参加革命，曾任八路军滨海军区参议、山东军区交际处教员。后来又在山东人民政府政治干校、华东建设大学、华东军区卫生部、白求恩医学院、山东医学院工作或任教。1950年至1962年在山东省图书馆工作。1962年8月调至曲阜师范学院（今曲阜师范大学）从事外语教学工作，后在该校参与《汉语大词典》的编纂工作。1985年3月18日在青岛病逝，享年76岁。
　　1963年我从山东师范学院（现山东师范大学）毕业后被分配到曲阜师范学院任教，当时先生正教二年级的“精读课”。有一天我去他班听课，发现先生讲课的风格与众不同。他说话慢条斯理，从不高声。令我十分好奇的是，他讲课时不是自己写例句，而是叫一位学习好的学生站在黑板前替他写。
　　庄先生成长于诗书世家，待人向来彬彬有礼。记得刚来曲阜师范学院时，我还是一个20来岁的毛头小伙子。但先生每次见面总称呼我“曹老师”。当时我十分不好意思，觉得这个称呼有点承受不起。我让他改叫我“小曹”，但无济于事，先生终不改口。
　　庄先生知情达理、礼貌待人还有一例为证。我不曾见先生带过帽子，即使是寒冬，他也总是把头梳得一丝不乱。上课时他要求学生把帽子摘下来，说这是礼貌，表示对人尊重。这不禁让我想起金岳霖先生。“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，他常年带着一顶呢帽，进教室也不脱下。每一学年开始，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，他的第一句话总是：‘我的眼睛有毛病，不能摘帽子，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，请原谅’”（汪曾祺著《草木春秋》P.58）。我想，关于帽子的礼仪，出身诗书世家的庄先生是了然于胸的。
　　庄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，受过高等教育，又供职于山东图书馆长达12年之久，先生一生饱读经书，学富五车。古今中外的名人轶事，历代宫廷里的趣闻，先生都了如指掌。他给我讲过江青的往事，也讲过“印度圣雄”甘地和英国诗人王尔德的故事，就连“扒灰”（意思是“老公公偷情儿媳”）这样的典故他也能信口娓娓道来，讲完呵呵一笑。
　　庄先生还是一位乐于助人的老者。1980年我翻译了一本三万字的儿童读物 《伊梅尔与侦探》，想找出版社出版。我当时毫无关系，没有门路。于是我想到了庄先生，请他帮忙。听了我的诉求之后，先生二话没说，立刻修书他的好友、新疆人民出版社的陈之任先生，请他帮忙。现在想起此事，我都非常感谢这位热心肠的庄先生。
　　然而，通过20多年的接触和了解，我也深感庄先生确实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处事哲学，即人们常说的“怪教授”遗风。
　　“刘文”也写道：“曲阜师大的老师说：‘你要是早一两年到我们学校采访，还能见到一位比陶愚川教授还古怪的庄上峰教授。’”那么，庄上峰教授到底有多古怪呢？在此，我愿以拙笔实言记述我所认识的“怪教授”庄上峰先生。

当代“庄子”
　　通过20多年的接触，我深感先生的个人修养已达到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高度。我从来没有见先生发过火，也没见他悲愁过。遇事他总是心静如水，一副安之若素的淡定心态。庄先生有一句名言：“甘苦都能受，升沉总不惊”。因此，“文革”时对他白天黑夜地轮番批斗，他都毫无悲观沮丧之感。后来我问他：“庄老师，学生批斗你时，你怎么不难过呢？”他对我说：“法国一位哲学家说过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你不要把他们看作正常人，你应该把它们当成疯子。曹老师，你怎么能跟疯子一般见识呢？”说罢哈哈一笑。
　　是啊，人生在世，哪能一帆风顺，俗话说，“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；人生哪能多如意，万事但求半称心”。当人遇到困境时，要“弯得下腰……要处事低调，学会忍耐。宁折不弯，固然值得赞美，但没有意义的粉身碎骨却令人扼腕。弯腰是一种姿态，是为了更好地挺起自己的脊梁；弯腰是一种风范，是为了创造更大的人生价值。韩信选择弯腰，因而成就大汉400多年的基业；司马迁选择弯腰，因而书写流传青史的绝唱。青松因弯腰而坚强美丽，稻谷因弯腰而成熟厚重。弯得下腰，才可能写出诗情画意的人生篇章”（《人生四得》韩冬/文）。
　　笔者曾读过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的一篇文章，谈及他“文革”中受到非人的待遇却能活下来的原因。他说，我是活得不要脸，所以才能活下来，而老舍先生太要脸了，所以没能活下来。吕先生和庄先生等学者的话语虽然朴实，但却蕴含着非凡的哲思，确实值得我们深思。
　　庄先生向来无忧无虑，遇事 （即使天大之事）均能做到泰然处之。1974年夏，有一天我们在教研室讨论编教材的事。休息时他对我们说：“丁云（他的夫人）昨天在医院里又吐了半盆血，”说罢便哈哈大笑。曾记否，古代有庄子“鼓盆而歌”（注：该典故出自《庄子·至乐篇》，说的是“庄子的妻子死了，来吊丧的人看见庄子蓬头赤足坐在棺材上敲着一只破瓦盆，一边敲打还一边唱着歌。”），现代有庄先生说妻子在医院大吐血时的 “哈哈大笑”，何其相似乃尔。庄先生真可谓是一个活脱脱的当代 “庄子”。
　　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弘一大师李叔同的身上。大师的母亲去世后，“葬礼上，全家穿的是黑色的衣服，而不是传统的白衣披麻戴孝；最让人侧目的是，李叔同在葬礼上边弹钢琴，边唱悼歌。在世人的不解中，25岁的李叔同用这种异乎寻常的方式来感怀母亲的命运，也发泄着对妻妾制度的不满”（摘自2013-7-12的《每周文摘》）。
　　从庄子到庄上峰先生再到弘一大师李叔同，这些修养脱俗之人的不同凡人之举确实值得我们深思。
　　庄先生的学生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：如果有人突然造访先生家并严厉地呵斥道：“ZhuangShangfeng，we’llshootyou!”（庄上峰，我们现在枪毙你）。先生会毫不犹豫地说：“Let’sgo.”（走吧！）他绝对不会问为什么。这虽然是笑话，但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庄先生与众不同的秉性和处事哲学。

《雷霆时代》

“刘文”还写道：“庄先生述而不作，不曾有学术专著流传。但让人大吃一惊的是，他去世后，学校整理其遗物，竟发现了一部长篇小说手稿，名《雷霆时代》”。
　　我与先生相处20多年，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写作《雷霆时代》的事，这真是应了那句名言“真人不露相”，同时又透出他独有的不显山露水的高贵品质。
　　该书于1985年6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共297页。我至今也没见过这本书，我校的老师也无一人读过它，就连我校图书馆也无此书，真是“怪”哉！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由于该书“极端写实地描述了上个世纪30年代他在青岛山东大学的老同事们的生活———闻一多如何追班里的女学生，以及梁实秋、老舍、游国恩等教授如何如何，稍加揣度全都能对上号。因为太写实了，出版社不敢原样照出，删掉了三分之二，剩下的也就意思不大了”（摘自“刘文”）。
　　那么，庄先生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自传体小说呢？或许他在该书中写的“自序”能解答这个问题。他写道：
　　一本小说，饥不能以为食，渴不能以为饮，有什么用处呢？
　　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，成为世界历史上的转折点。那场战争是“人肉磨”，有时一师人只剩六、七个人。在一个战死的红军尸体的衣服口袋中发现的不是日记，也不是相集贴，而是一部小说。这本小说就是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。一部小说竟有这么大的力量。它能大大地鼓舞士气。它能使一个战士为了苏联的存在与安全、为了保卫世界人民免受德国法西斯的奴役，而甘心情愿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。
　　我写的这本小说《雷霆时代》，焉能与伟大的杰作《战争与和平》相比！
　　但我的小小愿望是：当代以及二十一世纪的人们能够从这本小书中吸取、哪怕是一点点益处。“管窥蠡测”。愚者千虑，可有一得。把这本小书当作一得之见的刍议吧。《雷霆时代》不是只供读者消遣而写的。

长卧床榻

我非常佩服先生的学问，也很欣赏他待人彬彬有礼、对人极为谦和的学者风范。所以，我经常去他家，或是请教，或是聊天，我愿意听先生讲趣闻轶事。然而让我好奇和不解的是，我每次去他家，总是见他躺在被窝里看书。我去了之后，他也不起来。就这样，他躺在被窝里，我坐在他床前，师生谈笑甚欢。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，正好见他跟好友李毅夫先生下围棋。从开始到结束，我见他也是身披着被子，右掌托腮撑着床，全神贯注地和李先生对弈，始终也没见他起来。
　　1981年我校请来一位60多岁的美籍外教Waidelick教授，因为他的老师正是庄先生在清华的老师，所以他要我带他去拜访庄先生。我以为这次庄先生应该会起来迎接美国客人，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先生依然如故，躺在被窝里与Waidelick教授谈笑风生，毫无不雅和失态之感。
　　庄先生大约是在1983年退休的。初冬的一天，天气已经相当寒冷，天还尚早我就站在洗澡堂门口排队等候洗澡。不一会我看见庄先生在儿子的陪同下前来洗澡。我见他只穿一件黑色风衣，冻得有点瑟瑟发抖，且鼻流清水，于是我赶紧把他让到前面，以便让他第一批进入浴池。这是庄先生退休后我唯一一次见他起床。除此之外，我似乎从来没有见他起床出来活动过。

方寸世界

有一天我去先生家玩，落座不久，我见他拿出一个火柴盒，然后拿出钢笔写东西。我问他：“庄老师，你写什么？”他告诉我说他要记下来访者。我不知道先生记这些东西有何意义，或许他有他的用途。另外，他还向我展示了他记在火柴盒上的“十大恩人”。我记得上面有他的夫人丁云女士、他的保姆韦女士，还有当时的系主任陈亚民同志。我想，这些人对他可能都有过难以回报的恩情。此事虽小，但却折射出庄先生 “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”的高尚修养素质。
　　上之所述，我对庄先生与众不同的举止做了如实追叙，但在行文时我对先生毫无羞辱和不敬之意，因为我对先生一直都非常敬佩和尊重。我只是想说，大千世界，五彩缤纷，社会多元，人各有异，这样的社会才是真实的。“因为你不能期待别人都和你一样，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如同每片雪花都不相同”（摘自《是镜子，还是窗子》魏悌香/文）。
　　对此，扎西拉姆·多多说得更为精辟：“当我觉得他人不好时，很多时候仅仅是因为他人和我不同。不要把自己当成标准答案，试图去检验这个世界的生动。因为了解到世界的广大与多元，并觉知到自我的局限与狭隘，所以允许自己不懂得他人，也允许他人不懂得自己；所以不试图凌驾他人的意志，也不轻易置身于他人定立的评价体系。”（摘自 《喃喃》，中信出版社出版）。故笔者认为，如果众人皆按一个模式生活，那才叫虚伪呢！（注：本段部分内容摘自《在与山大合校的岁月里》）。
　　正如“刘文”所说：“这些‘怪教授’们，如果不是在大学校园，社会上还有哪儿能够让他们容身？而如果一所大学连一个‘怪教授’都留不住，容不下，全是些‘正常人’，又将是多么寂寞，多么俗不可耐！”因此，刘健先生向世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：“现在高校还能容下 ‘怪教授’吗？”这是一个多么发人深思而又耐人寻味的问题！
　　虽然庄先生作古近30年，但他的音容笑貌我至今仍记忆犹新。我尊重先生的为人，更佩服先生的学问。通过20余年的接触，我从先生身上学到了很多，这些都使我受益终生。至今想起这些，我都非常怀念这位可敬可爱的长者。